周軼君說自己是從新聞手工業時代走過來的,逐漸看到現在人們面對網路即時新聞資訊太多,期待快速解釋和評論,於是有懶人包和各種時事評論。時事評論很重要,也很有難度,但往往相互碰撞且資訊破碎,留不下來。她感興趣的是故事(跟胡慕情一樣ㄝ♥),真實的故事,透過非虛構寫作,還原這些東西,故事才能長久留存;但寫作手法鋪排則是類似文學,使故事好讀。她會說阿拉伯語,也能在每個地方待上三五年時間四處訪查。當然在阿拉伯世界必須戴頭巾,會造成某些不便,甚至曾因忘了戴頭巾而被孩子們丟石頭砸傷,但有些時候女記者的優勢是容易被接納,不太被抗拒,可以用不同角度深入現場,拿到故事。
伊朗並沒有發生阿拉伯之春,因為他們幾年前才剛發生過綠色革命,那時世界盃球員上場還繫綠絲帶。德黑蘭有個主題公園就叫做「革命」以紀念1979革命,裡面充斥著當年口號標語、偉人雕像、反美圖像、戰爭符號,以及電影《亞果出任務》那個大使館;整個1979年戰爭記憶都被保存下來,但綠色革命卻被全部抹除。因此綠色革命之後年輕人已心灰意冷,就沒跟著席捲而來的阿拉伯之春浪潮,但其實在這個反美革命公園的各個角落,卻可見賣著好萊塢電影光碟的小販,或是情侶們在公園角落偷偷談戀愛(情侶交往不能公開,走在一起都會被警方盤查甚至毆打)。曾經某對經濟懸殊的久別的情侶,相隔幾個月終於見面時情不自禁親吻一下,才突然意識到這是很危險的行為,然而周遭卻響起眾人掌聲;年輕人恐懼政府監控,但其實人們的心漸漸已抓不住。
政權的反美帝立場導致國家不能與美國有正常貿易,但卻可見到Apple專賣店商品應有盡有(都是非正常管道的水貨),入口還有賈伯斯雕像XD;掌握政權的與從事進出口特權的根本是同一批人,為了賺錢,可以把意識形態放一邊。革命後封閉的氛圍,其實年輕的一代和下一代,都在改變。
世界有幾股潮流交織著。二戰之後的世界大致上維持了人類歷史上少見的長期和平穩定發展,中產階級大量增加,超過貧窮人口,我們可以看到現在的革命原因通常是要「自由」、「尊嚴」,而非要工作、要飯吃。互聯網使人們獲取資訊的成本大大下降,打工仔知道得不比富人階級少,所以人人都開始對議題發出聲音,過去每四五年選舉一次代議士的形式,人們已經等不及。這些因素,使得走上街頭的浪潮也襲捲到我們身邊。
過了幾年當周軼君再回到埃及廣場採訪,發現當年在廣場自豪的人們,有的因為長期參與社運,使得生活條件變更差,但這之間的對錯每個人有不同看法。從人們自己的故事看到革命真實生活的一面,在歷史關頭這些人物如何自處,是她所感興趣的。隔開一段時間來看,或更長的時間來看,答案可能不同。然而:「人心打開了,就不會再被關上。」廣場上的人們這樣說。
建立土耳其共和國的凱末爾總統,為了發展快速現代化而徹底西化,強迫不准信教、不准戴頭巾、改成拼音文字等措施,的確帶來改革發展,但也使土耳其人面對身分認同的問題,這在知名作家帕慕克的小說作品《雪》多有著墨。凱末爾用強勢手段達到民主樣貌,極端的反挫力現在漸漸出來。宗教是一種符號,對人們真正重要的並非國籍與宗教本身,更多是身分認同和傳統,關於我是誰的問題,必須回歸本土文化認同尋找力量與根基。
在烏克蘭,普丁吞併克里米亞事件引發學生佔領革命,政府決定開槍清場,卻激怒更多人,連警察都倒戈。但也有人認為俄國是強國,反抗是沒有出路的,一定要變成強國的一部份(咦這好耳熟XD)。親俄和反俄是個標籤,過去產煤的地方因為蘇聯瓦解導致礦工失業,礦工們想起之前日子至少是穩定的,就會覺得與俄國在一起畢竟有安全感。
這裡周軼君說起一件趣事,她在伊朗有次正逢齋月,無法吃喝很難受,後來搭計程車在罩袍內偷吃餅,沾得滿嘴都是而被發現,正恐懼著不知司機會怎麼反應。這時司機看著她說:「可以也給我一塊餅嗎?」她順勢問起司機齋月傳統的問題,雖然語言不太通(她的阿拉伯語對司機的波斯語,有些詞彙還算可通),司機沒用句子,只說四個字:「阿拉伯、伊斯蘭;伊朗、居魯士」她一聽恍然大悟。居魯士比伊斯蘭入侵早了千年(比電影《三百壯士》更早),司機身為波斯人,心裡是不遵守律法的。周軼君說:「就這樣由一塊餅乾嫁接了幾千年的歷史。」XD
我們常聽到的什葉派、遜尼派,這標籤是政治操弄的結果,在海珊時期這兩派是可以通婚的,用的是黨派區分人群;海珊垮台之後黨派區分失效,就落到次一分類。
周軼君秀出一張她的手與格達費合照XD(剛好擋到鏡頭),在利比亞,她見證了圍城三個月,可惜有事不得不離開,沒等到最後格達費末日。當時格達費自以為仍受愛戴,利比亞又是完全沒有公民社會的開放空間,一開始衝突就內戰,展開屠殺,最後格達費被亂槍打死。相對映照的是埃及穆巴拉克,在任時允許一定程度的的公民開放空間,容許和平示威,因此反而他垮台之後能接受公平審判,甚至還全身而退。革命是政府與人民雙方交織的過程,上位者往往決定革命的走向。
有個有趣的「星巴克理論」說:一個國家星巴克分店越多,受到金融危機的衝擊越大,因為星巴克大約都開在金融、地產公司附近。同樣的,這些革命的國家,領導人海報總是特別多,在那一刻突然都不靈了。
在這全球化時代,這不是他們的革命,而就在我們身邊;台灣常討論有沒有國際觀的問題,然而記者不是上帝,說要有國際觀,就有了國際觀(上帝說要有光就有了光XD)。媒體不是塑造社會或引導社會,而是一面鏡子。網路演算法取代新聞編輯,吸收資訊反而越窄,看到的事情以為自己想的最對,類似台灣常說同溫層的概念。川普當選也令她非常驚訝,然而看到英國脫歐、世界各處右翼崛起,其實看到的是同一波人,呼喊打倒菁英的浪潮,走向極化、固化。人們厭倦主流,認為雙方政黨都差不多,無法解決問題,於是極左極右的聲音就浮現(桑德斯就是極左)。因此看外面的東西越多,就越理解自己的處境。編輯王家軒引述書裡一段很美的話:「我總是在別人的街頭,聯想自己的廟堂。千萬裏找尋大千世界的,心裏其實都裝着一個故園。」
周軼君提到,埃及有位年輕人這樣說:「回想起來,這個廣場可以獨立建國。」他希望時間可以凍結在革命的那一刻。
接下來提問互動時間,雖然很多聽眾的問題我都聽不太懂重點,但作者周軼君很厲害,總是侃侃而談更多故事和觀點。
在伊朗,威權政府統治之本是異邦宗教,而原本荒蕪放任的古蹟,為了搞旅遊所以也得盡力維護,政府在愛國主義與古代宗教之間該如何解釋這矛盾?於是可以看到政府用各種手段把伊斯蘭文明嫁接起來,甚至把居魯士這位數千年前的波斯大帝,繫上革命衛隊的頭巾,呈現荒謬的圖景。
當她到巴林,這個較富裕、金融發達的國家,看到抗議現場到處都是賓士、寶馬、Iphone,同行的中國人反應是「要我有這些東西,根本不會想抗議」,中國人想要的是經濟提升。通常我們可以看到一個趨勢,經濟提升會帶高人民對政治的參與要求,但經濟再更好這要求又會降低,彷彿非常好的經濟使得人民對於威權變得較可以容忍。例如我們少聽過的國家列支敦士登,他們有類似羅馬大公概念的君主,對所有事情有否決權。然而這個國家富裕宛如世外桃源,偶有發起推翻大公的人,都沒受到廣泛支持,人民普遍是安於現狀的。
有人問到中東歷史一直受到法英美干預的問題,周軼君說中東與歐洲很近,因此有千絲萬縷的歷史文明交織。拿破崙打破中東之門,是中東現代化的開始,隨拿破崙有很多科學、建築、園藝專家進駐,因此阿拉伯詞彙裡有很多根本是法語,甚至看到庭園方形樹籬與凡爾賽宮也簡直一模一樣。但英國人來之前,中東沒有國家概念,只有商站,國界是英國人隨手畫定的,所以都是直線橫線,與地形和族群無關,這造成很多紛爭混亂、派別對立,例如庫德族人就被畫到四個國家,在四國都是弱勢,一直被鎮壓,想結合獨立也無法。美國介入則完全因為石油。
看國際很多事,會引發我們許多聯想,例如瓦哈比周遊列國推廣信仰,聽起來就像孔子。
伊朗走向什葉派,是面對旁邊鄂圖曼大帝國導致的的政治選擇。他們甚至因為什葉派教士不夠,需要從黎巴嫩和其他國家進口,就可知選擇什葉而非遜尼,並非宗教因素。巴列維政權花很多錢買美國軍武,奢侈腐敗加上失敗的土改,最後窮人起義反抗統治,以宗教形式爆發。結果回來一個霍梅尼,所謂的民主共和國仍是假的。(感覺背後很複雜,三言兩語無法了解。)
周軼君也說到遇險經驗,為了保護偷拍的資料,被攔車時把記憶卡藏在襪子裡,相機踢到角落,幸而沒被搜出來,同行的男記者們全被打一頓;這件事在書中只有略提,不想詳述變成渲染題材。也曾打算拍攝被炸毀的阿富汗大佛,但聽聞韓國傳教士被殺,只好作罷,「沒有任何故事值得拿生命去冒險,這是新聞原則。」但通常出事是因為不知道事情的危險,這只能根據現場情況作專業判斷。
反美帝的伊朗蘋果水貨專賣店,還有賈伯斯雕像超厲害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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