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岡田英弘《世界史的誕生:蒙古帝國與東西洋史觀的終結》】
(商務120/台灣商務70館慶活動系列講座之四)
(2017/1/4)「如何閱讀一本書」系列講座第四場,八旗文化總編輯型男富察(咦XD)從東西方的史觀差異談起,重新檢視中國歷史觀念的建構,試著從各種不同角度反思,也才能用歷史來關聯現實。在這短短的講座裡,富察與主持人楊照的精采對談,就把我們對中國史的既有認知帶到新的角度,整場聽下來在觀念上頗有衝擊。
富察一開始就說起現在中國中央把歷史書寫開放之後,寫歷史書偏向趣味,例如「那些事兒」系列或「百家講壇」那樣的內容,普及於大眾,卻固化了既有的錯誤認知;這些趣味不是不可以,但不應變成主流。今日中國建構一種「大國復興敘事」,或許我們可說相對照台灣的是種「小國主體再造敘事」,這些歷史觀應該如何理解?出版反映些什麼?又折射什麼樣的意識形態?(例如近日熱門的灣生回家事件。)因此本堂講座談日本作家岡田英弘的《世界史的誕生:蒙古帝國與東西洋史觀的終結》,談大國是如何造出來的。
西歐從希羅多德(西元前五世紀)開始,發展出歐亞對抗的歷史,二元對立也就對應為善惡對抗的歷史(當然歐是善、亞是惡XD),這成為西方史觀主軸。東方史觀則是皇帝中心史觀,由司馬遷《史記》確立成為原則,正統只有一個,強調權力正統的傳承,即是「傳統」。這樣的史觀使得《二十四史》和《史記》都與現實脫節,無法處理沒有皇帝的時代(如公元318年西晉與東晉之間),或是多皇帝時代(例如有名的三國時代),史書就必須為了立誰為正統而起爭執,史觀本身有內在結構問題。直到蒙古人出現,打破了東西史觀,這也是岡田英弘《世界史的誕生》所提的。唐代人把南北朝同時列為正統,到《資治通鑑》又被改掉;宋金遼史,蒙古(元)把三朝都列為正統,唯一正統不存在;由此可見漢人與非漢人史學家的史觀明顯不一致。中國史只看皇帝(例如元代成了皇帝兼大汗),有儒家自己的歷史倫理,完全無法處理真實史。
「歷史」本是日文詞彙,日本率先把歐洲史觀引進,東洋學者就著有《東洋通史》、《支那通史》。這本《支那通史》在1901-1905年原封不動被中國拿來用,這是第一次出現中國通史的概念。因此「中國」的建構,國家與歷史畫等號,是二十世紀初才開始的。把國家與文明結合,而非王朝中心體系,梁啟超扮演重要角色,他說:「我國自古無國名,萬不得已用中國。」由此把中國與華夏文明聯繫起來,發明一個體系與《二十四史》產生關係,使《二十四史》成為中國歷史。
日本作為中國近鄰,史觀仍在發展,例如有史家認為是內亞向東亞輸出秩序,中國輸出到邊陲,建立朝貢體系。這種說法被中國官方視為拆解中國史觀(我內心OS:傷害中國人民感情?XD),如同現代西方「新清史」觀點。在國共兩黨長期固化既有史觀的結果,使我們都在這套框架,無法重新思考歷史,歷史也就無法對當下有實際意義。因列強體系的關係,二十世紀的新中國已是歷史上「華」最大的一次,既想建構民族國家,也想保留多民族天下;於是在「大國復興敘事」主導下,建構新的華夷之爭,眾人因此承擔結果,應重新思索意義何在。
楊照以他歷史系的出身背景接續著談到,宗族封建紀錄源自周人文化,中國以此發展出的紀年方式,就是皇帝年號為中心的史觀,因此司馬光《資治通鑑》的編年堅持正統。這是編年史高度發展的時間感所不得不產生的代價,副作用就是政治中心。西方基督教解決了紀年方式,他們沒有皇帝年號,但是有耶穌啊(XD),即使後來考證發現元年並非耶穌誕生,也已無法改變,繼續公元紀年。這使得東西方的歷史合理性和史觀都不同,西方是一直往前,有目的論的史觀,中國則是循環史觀。由此,楊照對富察提問道,關於共產新中國原本強調的唯物史觀、農民起義、生產結構等,這些他過去偷看匪書(XD)所獲得的新歷史角度,後來這類官方意識形態卻在一夕之間消失,反而回到最封建的帝王史,這其中緣由為何?
富察答道這種革命的歷史敘事,是一些御用史學家,移植自馬克思所發明的農民起義的循環史,使得農民有道德合法性,建立一整套的社會動員、政治動員、經濟動員的官方哲學,到文革後崩潰,幾十年而已,算是很短命的政治哲學。崩潰之後重建,又回到王朝史觀,帝王將相再現,又連繫到今日的大國復興敘事。相對來說台灣現在有台灣史與台文所這方面的研究,是一個進步,畢竟歷史本來就是面對變動的現實;只是面對傳統史觀的抵制,難免造成社會上有些混亂。
楊照繼續補充道過去讀匪書的唯物史觀,雖然答案總很好笑,但問題很有趣,例如為了對應馬克思理論而發明出所謂的「資本主義萌芽期」,在被忽略的史料中真的找到明朝的資本流動,這類的東西現在反而放棄了,台灣也不談,很可惜。日本有的史學家,甚至提出「中國城邦國家說」來描述中國的古代史,如果以此理論對照《左傳》來看,我們原本所知的中國史也並沒有比較正確。如果我們的歷史是錯的,該怎麼用這樣錯誤的歷史來看現實?
富察說到《史記》與《資治通鑑》的正統論,迷惑我們看不清古史。以貿易來說,中國皇帝統一定價制,在內陸的馬匹、鹽,與中原的絲綢、糖的交易,造成使貿易不平等,只好用戰爭解決,背後原因其實是中央皇權。今日中國搭全球化便車,全球貿易有其經濟秩序、政治秩序、安全秩序,中國卻控制匯率,算是試圖把華人傳統向外推。
由於八旗文化在歷史出版領域常有相當不一樣且具份量的視野,楊照最後提到一些期許。一直以來他都希望富察能出一本「滿州國」的歷史書,例如許多遺老在當時形成反民國力量。滿州國的外交部長謝介石、溥儀醫官黃子正(黃光國的父親),以及滿州國許多警察,都是台灣人,因為當時的台灣人定位不明,既是日本人,也是中國人。另外,例如半山(有大陸經驗的台灣人)有很多是當時日本殖民時代,把台灣作為前進中國與南洋的基地,那樣時代背景的產物。這些台灣戰後史很多都沒好好處理,非常可惜。
最後富察做了結語,說到中國、日本、台灣,這些地方的歷史一定相互交疊,唯有坦蕩面對,才能有完整的歷史建構。
(P.S.富察本人1/9於臉書上對此史觀再做說明,引為參照,或可彌補我的筆記缺誤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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