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持人開場簡介亞歷塞維奇之後，由胡慕情開始，先談起報導與文學兩個面向，以及自己對故事的興趣，而記者是能正當採擷故事的職業。「故事」呈現事件為什麼發生，人物是立體的，好的文學呈現人的複雜性；而所謂News即時新聞，只是新聞的一個切面，是新聞性的一項構成元素。與文學比較，新聞寫作可能肩負著在前端推進改變社會面貌的責任，它是缺乏美感的、是介入的、貼近的；文學則是保持距離，旁觀他人痛苦，是相對抽離的。然而在新聞報導裡常見的故事元素被抹除，以破碎而短小的文字，上對下的教條口吻，產生的作用是傷害他人情感，造成對立而無法溝通，使爭議沒有解方。因此慕情在從事新聞寫作過程中，面對新聞的侷限進行反思，探索介入的可能性。
在報導寫作裡，記者與編輯由受訪者得到的資訊，即使壓低主觀，也不能確認完全真實，其中一定涉入虛構元素。以湯姆熊殺童案，犯案者曾文欽為例，他曾說過「在台灣殺一個人不會判死」變成媒體喧騰的焦點，實際上他是因想死又不敢自殺而犯案，卻在殺童之後嚇傻了，沒有再殺第二人......媒體報導的內容是事實，但卻是去脈絡的。由此可知，真實與虛構往往難以區辨，虛構與非虛構的界線是模糊的。報導寫作，是以真實為基礎，擴展介入的可能性。
【血是怎麼冷卻的：一個隨機殺人犯的世界】
https://theinitium.com/article/20160426-taiwan-Tseng-Wen-chin/
有讀者反映這篇報導部分似有小說感，但這些類似小說的元素，都是曾文欽的生命切片。真實本身就是動人的、具文學性的，這些物理性的存在，指涉都是人的情感。媒體常見的簡化描述，對閱聽眾而言是輕率的，而且沒有任何幫助。因此慕情在寫作上的形式選擇，也都在嘗試著。
接著是作家胡淑雯，摘出書裡的故事分享，如說書一般。例如亞歷塞維奇《二手時代》(簡中版，台灣未出)談到俄國共產理想主義激盪後所誕生的「蘇維埃人」、荷塔慕勒《風中綠李》、《呼吸鞦韆》書中所談的告密文化、沒有被書寫下來的死亡、即使受到各種迫害仍不減對黨的忠誠信仰等等。她說，亞歷塞維奇的文字很節制，不呼喊，不帶成見地深入一個人的生命(例如書名的「悲鳴」都是中文翻譯所加上去的過度形容)；然而這些生命故事，溢出我們對生命的理解，對善惡邊界的想像。故事裡這些近乎虛假的矯情與華麗，沖垮邊界，會使我們重新思考人類自身。當敘事者破碎、不穩定時，歷史可能無法紀錄，但文學能將之收納。
胡慕情說起當《黏土》出版後，她試圖透過全台巡迴的講座與讀者面對面，塑造一個介入效果，設想因此土徵條例能被推動改變。這個想法並未實現，慕情自己的反省是她把意志和結構的東西放得太前面。對現有體制若要有所撼動，必須先看見人的面貌，人的面貌具體化，才有共同溝通的可能，然而這是一條漫長遙遠的路。
亞歷塞維奇在寫作中把自己抽離非常遠，恢復人的面貌。對記者而言，歷史是在口述中存在的，亞歷塞維奇創造出獨特的複調敘事，而非單一語言，強調複雜性，試圖讓讀者也加入，聽到彼此聲音；在這變動的時代，人如何與他者連結，如何對生存與死亡做出回應。這出發點也是對典範文學的某種批判，寫作者不用去發明任何東西，殿堂的文學不是她要的，文學就是生活。
相對於亞歷塞維奇，何偉的中國三部曲、春桃的「中國農民調查」等作品，則是把自己介入太深。慕情說起自己到福島採訪當地農民，看到他們生命力堅韌，是不能用簡單的詞彙去框架的；採訪者要做的，唯有把生活呈現出來，才是應有的書寫基調。傳統的新聞訓練，是把主見壓到最低，了解受訪者話語中的生命，並放棄自己的詞彙架構；隨意過度詮釋，就是褻瀆。採訪者傾聽、淬鍊，然後將之放在讀者面前。
另外，採訪者也需刻意排除吶喊，排除大雨落下的時刻，只留下安靜的部分。受過苦難的人，最真實的其實是在安靜的時刻，那非常微弱的聲音。亞歷塞維奇透過貼近了解、等待，聽到這個最後的、最難理解的東西、這些心境曲折的過程時，述說本身才有力量，對閱聽眾才產生意義。
約翰伯格說：「講故事的人的任務便是了解這些渴望，並將它們轉變成自己的步伐。如果他這麼做的話，無論何地，只要在人生的殘酷逼迫得人們聚集起來試圖改變它的地方，故事便能夠繼續扮演重要的角色。爾後，在故事的沉默空間裡，過去和未來會聯合起來，控訴當下。」所以，故事必須先存在。
慕情說起採訪鄭捷案的過程，在死者張正翰的母親陳述中，她兒子不會是立體的，只會如天使一般美好。寫作者當然知道這不是真實，但不該去詮釋，該思索的是放置在書寫的什麼位置。張正翰對升學也有質疑，台灣的升學競爭，對優秀孩子都是壓力；這不是鄭捷的問題，在正常的家庭這是普遍的問題，並不特殊。但倘若這個人是特殊的？例如鄭捷，特別敏感，自己用什麼方式去承擔壓力？兩者可以相互對照，產生意義，而不是去質疑受訪者(母親)。
另外以自己的採訪經驗為例，需告訴受訪者你為什麼想知道他的生命切片。一開始對於受訪者會有各種想像，但只是作為一種可能，而非框架。為了採訪，有時需拿自己的生命經驗跟受訪者交換(例如灣寶)，有時只能設法貼近受訪者的痛苦。然而在鄭捷案的報導中，對鄭捷的客觀描述必須存在，這就必須與受訪者溝通(例如死者母親認為報導中把鄭捷寫得太好，事實上並沒有)，溝通過程會有痛，「那就一起哭。」慕情說。
因此，比問更重要的，是傾聽。
※其他延伸必讀：
【胡慕情專欄：拒絕大雨的傾聽者 談亞歷塞維奇的寫作】
http://www.upmedia.mg/news_info.php?SerialNo=6354
【無癒之傷：北捷殺人案的對話邊界】
https://theinitium.com/article/20161025-taiwan-Tzeng-Jai/
【寬宥的岔路：北捷案裏的道歉、平撫與司法歷程】
https://theinitium.com/article/20161026-taiwan-Tzeng-Jai/
【缺席的問號：當精神鑑定制度殘缺】
https://theinitium.com/article/20161026-taiwan-Tzeng-Jai-after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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